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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航失联一个月之后，东亚地区又发生了一次交通灾难，4月16日韩国客轮“岁月号”在全罗南道珍岛郡屏风岛以北20公里倾覆，船上475名乘客中仅有179人获救，还有280多人失踪。“岁月号”沉没被一些媒体称为“致命海难”，在一个已经进入经合组织的造船大国的近海发生了如此惨烈的事故，着实令人匪夷所思。

4月17号，韩国珍岛，朴槿惠慰问“岁月号”遇难家属。

　　客轮发出求救信号之后，韩国政府半个小时便派出了救援队伍，在此后三个多小时的沉没过程中，只有179人被成功救出，在世界媒体的注视下，岁月号如同一座坟墓一样沉入海底。

　　在灾难面前，国家被推上了前台，出面安抚遇难者家属的政府总理被人泼水，人们质疑韩国政府的救援能力，《华盛顿邮报》网站上的读者留言质疑，这不像是一个现代化国家发生的事，而更像“上世纪70年代的香蕉共和国”。“海难令整个韩国处于休克状态”，法国《解放报》称，韩国人一向对本国的富裕和现代化引以为豪，这么多青少年一下被海难吞噬生命，感到无法接受。

　　102年前，当时最豪华的邮轮“泰坦尼克号”沉没于北冰洋，上千人殒命于冰冷的大洋，“泰坦尼克号”沉没于处女航，深深地打击了掌握了现代科技的人类，在大自然与灾难面前，人类总是渺小，连同人类创设的国家（如霍布斯所说的“利维坦”）一样无能为力。“岁月号”让韩国政府备受诘难，而此前马航失联也暴露除了马来西亚政府在应对灾难问题上的种种不足。2005年的“卡特里娜”飓风也让小布什政府大丢颜面，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难以预料的灾难面前总是捉襟见肘。

　　当面对灾难的时候，人们总是希望出现一个救世主，理性时代瓦解了神灵（马来西亚的巫师是一个例外）之后，国家就成为人们潜意识中的救世主。从公众对政府的种种不满就可以看到对政府的期待有多高，所谓爱之深责之切，不过如此。法国著名汉学家魏丕信曾写过一本《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的书，其中对中国清代中前期的赈灾能力大为赞赏，皇权之下的中国政府在社会动员、政治调度方面的能力远远超过同时代的英国和法国。

　　抛开国家的政体等差别不谈，应对灾难的能力是国家存在的重要合法性来源。如果每个人都是强大的，那就不需要国家了，无论马航还是“岁月号”都隐含着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应对灾难和保护公民是国家的内在职责所在，那么国家必须有相应的能力才有资格来花纳税人（也是购买安全的消费者）的钱。

　　国家存在的重要理由就是在灾难期间保护自己的人民，那么，国家机器的设置也必须围绕这一目标而展开，比如海警等机构就是为了因应海上意外情况的出现。韩国政府备受指责的一点就是4月16日晚上7点宣布搜救不会停歇，但是1个小时之后便以海况复杂、光线不足为由暂停搜救。

　　对于这一举动，有些网友认为救援人员也有家人，不应让这些人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救援。这一说法看上去并无不妥。生命的可贵超越了性别、职业、种族的界限，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生命权，这也没有错。问题的关键是，作为政府机构构成部分的救援人员此时是国家人格的代表与延伸，职业伦理的内在要求压倒了个体的生命。这样说可能过于残忍，但是理性惜命的个体创设了一个超越个体寿数的有机体——国家，如果没有来履行国家的职责，捍卫国家的“职业伦理”的话，国家的合法性就会面临瓦解。灾难向国家和个体提出了一个尖锐的两难问题：个体生命和国家声明孰轻孰重？

　　“岁月号”倾覆的原因还需日后大量的调查才能有比较稳妥的结论，但该船船长的表现已经让很多人愤怒。灾难发生之后，船长弃船逃命，已然违背了自己的职业伦理，各种国际海事组织的公约中对船长在面对海难或者海险时的职责和行为规范做了规定，必须要以保护乘客的安全为首要前提，船上的救援设施也要优先给乘客，说到底，乘客的生存是第一位的，船上的工作人员有义务为乘客的生命权而做出牺牲。

　　这种规定与国家的职责是一样的，船长也好、搜救人员也罢，他们的首要身份并非个体的人，而是一种机构或者组织。从个体而言，韩国船长的行为无可指摘，但是作为船长，他已经亵渎了船长的名号，侵犯了乘客的生命权。当事故发生之后，船长的错误指令加上逃跑行为大大减少了乘客逃生的时间。逃跑船长将会面临法律和良心的双重审判。法国《20分钟报》说，韩国学校制度要求服从，韩国社会又有尊重权威的传统，结果许多学生就在船方和带队家长的双重指令下真的待着不动，一些幸存学生表示，如果有提示“尽快离开”，早就跳海脱险了。

　　从马航到岁月号昭示着东亚地区已经进入一个风险社会，风险的产生并不是来自自然灾害，而是人类活动。随着东亚地区的发展，交通系统的安全问题越来越凸显出来，马航让人们对飞行安全产生了疑虑，而岁月号又让人们对海上交通工具的安全性产生疑问。东亚地区的海难死亡人数远远超过空难。风险社会的降临也意味着国家职能已经悄然发生转变，抵御外敌、垄断暴力是传统国家的首要功能，而在奉献社会中，军事冲突的几率越来越小，政府需要应对交通事故、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议题。

　　显然，东亚国家还没有适应风险社会时代的来临，各国政府还固守传统安全的思维，大量的资源和金钱用于扩张军备，将屠龙术练得越来越娴熟，殊不知，这个世界上没有龙。无论马航还是岁月号何尝不是战场呢？无论船长还是搜救人员都是“战士”，显然，他们的身份还没有被提高到“战士”的高度。风险社会正在重塑国家的形态，而很多国家无论在心理还是机构设置，抑或职业伦理上都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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